那年在上海,公司办公室在中环边上的一座小楼里。楼下是一家每年都要换名字的男子专科医院,门口的易拉宝永远写着"特价大酬宾",对面是美容医院。半夜十一点半,我看了看公司银行账户的余额,估摸着最多还能撑一个月。心倒是没慌,反正员工不多,大不了再去讲讲课,赚点钱发工资就是了。
书架上放着两本书,一本是《像哲学家一样生活:斯多葛哲学的生活艺术》,一本是《功利主义》。一本讲生活,一本讲计算,在那个时期为我的创业决策提供了不少参考。
斯多葛|先做"可控"的
《像哲学家一样生活》是斯多葛哲学的入门书,讲如何用斯多葛的方法面对外部压力和不确定,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平静,比如事前预想最坏场景、把幸福的支点转向内在、关注当下而不是焦虑未来。作者威廉·欧文(William B. Irvine)是俄亥俄州莱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,写过不少书。
斯多葛学派的核心思路很简单:先分清"可控"和"不可控",再对印象延迟判断,不被情绪和第一反应绑架。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也提到过他们的两位代表人物:奴隶出身的爱比克泰德(Επίκτητος),他的《语录》有点像《论语》,全是精炼的大道理,比如"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有判断与志向""人们的困扰不是来自事情本身,而是来自他们的看法";还有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(Marcus Aurelius),他在《沉思录》中留下了大量个人反思:"别再浪费时间讨论一个好人是什么样的了,做一个好人吧""人只有活在当下,才能真正地活"。我一直觉得马可·奥勒留和王阳明很像:讲道理头头是道,对付敌人果断坚决。他迫害基督徒的果断,和王守仁平定宁王之乱的决绝如出一辙。
遇到创业难关时我常用斯多葛的方法:先把白纸分成两栏,左栏"可控",列出"明早九点前要做的事":给客户打电话谈付款与合作、冻结当月所有报销和补贴、把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写成文件发给团队;右栏"不可控",例如明年市场变化、银行是否批贷款、收购要约会不会变卦。可控的事立即完成不留到明天;不可控的事做"事前预设",在脑子里走一遍最坏场景,只关注最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当注意力从"情绪"转到"行动"时,心里的噪音自然就小了。斯多葛的作用不是让痛苦消失,而是把它关进能行动的笼子里,让我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清醒与理性。
当然斯多葛学派也常被批评。尼采在《善恶的彼岸》里说它是生命意志衰弱的表现,是逃避现实;罗素在《西方哲学史》里讽刺它是"酸葡萄",得不到快乐就假装快乐不重要,转而追求美德;加缪则认为,斯多葛试图用理性在无意义的宇宙里建立秩序,本质是对荒诞现实的妥协。世界是荒诞的,五蕴皆苦,尤其在创业期间,几乎没有享乐,只有一个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斯多葛能处理内心,却解决不了现实的账目。
功利主义|计算幸福与痛苦
把功利主义(Utilitarianism)翻译成"效用主义"或"效益主义"可能更贴切,它是一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伦理学。"效用"就是快乐,要尽可能增加快乐、减少痛苦。它的好处是强调计算,决策依赖结果的权衡。
杰里米·边沁(Jeremy Bentham)将效用定义为行为产生的总快感减去总痛苦,在《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》中提出"幸福计算法",包含七个维度:强度(Intensity)、持续时间(Duration)、确定性(Certainty)、接近性(Propinquity)、丰产性(Fecundity)、纯净性(Purity)以及广度(Extent)。他虽然没给出精确公式,但这套思路影响深远。这个方法的问题是有时变量无法量化,计算自然有大量缺陷。
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(John Stuart Mill)在边沁的基础上强调质的区别:精神、道德和知识上的幸福高于物质和肉体上的幸福。他说:"宁做不满的人类,不做满足的猪。"一个体验过两种幸福的人,会自然倾向于更高层次的幸福。他主张追求"全社会的最大幸福"。
在创业的小公司里,我不敢说能追求"全社会的幸福",但活下去是追求幸福的前提。
密尔的思路能够帮我权衡。管理层降薪会增加管理层的痛苦,却提升全员安全感;冻结报销会让大家暂时不舒服,却能多撑一个月现金流,为客户与公司留出喘息空间。这些怎么计算,取决于计算者的价值观。
功利主义的陷阱也不少。
- 度量失败:我们能量化GMV、MAU、估值,却无法衡量信任、疲惫、尊严、未来选择权。
- 不可比与不可加:不同人的痛苦无法线性相加,你不能用"公司存活"抵消某几个员工的突然失业。
- 时间折现:人天生高估眼前利益,低估长远价值;今天的漂亮数据,可能换来明天的结构性问题。
- 重尾分布风险:一个黑天鹅事件就能摧毁所有预期效用。
- 权利与正义的边界:多数人的利益并不总是正当的,权利不能被牺牲在总效用之下。
用"时间与空间"的坐标走出困扰
当时我把斯多葛与功利主义合并成时间与空间两套坐标,帮自己在情绪来袭时快速抽身。
时间坐标有三条轴:当下轴,用斯多葛安顿内心,每天写"可控/不可控清单",晚上复盘"我在哪个印象上同意太快";十二周轴,用边沁的七维度计算,把能在一个季度内显著改善现金流的动作写进滚动计划,砍掉好看无用的花活;十年轴,把密尔的"高等快乐"写进组织设计,回答"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公司",把"不择手段的增长"剔除。三条轴互相纠错:短期不吞掉长期,长期不悬空于短期。
空间坐标有三圈。自我圈:心智训练、作息与身体、决策透明度,这是所有行动的基座;团队圈:制度设计要让人体面工作,不仅有钱,还要有尊严、成长与自主度;生态圈:客户、供应商、股东与监管,所有决策都要对影响范围负责。
把两套坐标叠起来,幸福与痛苦更像轨道上的两段曲线,而不是两只怪兽。
斯多葛教我怎么活,功利主义教我怎么算。光会活,可能在账本前败下阵来;光会算,可能一点风声就散了。把两者结合,不执着也不虚无,幸福就不再是追逐的闪光,而是被时间与空间稳稳托住的感受。痛苦依旧会来,就像楼下那家每年改名的医院广告,总会换个说法出现在门口。但当我用斯多葛安抚内心,用功利主义计算得失,心里至少有了通风口。能做的先做,能算的算全,剩下的只能交给命与运。
本文提到的一些哲学流派和哲学家。
爱比克泰德(Επίκτητος,约公元50年-约公元135年),出生在罗马帝国弗里吉亚的希拉波利斯,早年是个残疾的希腊奴隶,后来被主人允许去听哲学课,从此走上斯多葛之路。他没留下自己的著作,所有思想都由弟子阿里安记录在《语录》和《手册》中。Επίκτητος这个名字来自于επικτάομαι,意思是额外被获得的,暗示"爱比克泰德是被别人买来的"。
马可·奥勒留(Marcus Aurelius,121年4月26日- 180年3月17日),罗马帝国皇帝,哲学家,斯多葛派代表人物之一,被称为"哲学王"。他在与日耳曼人战争、安东尼瘟疫肆虐的夹缝中写下《沉思录》,几乎没有帝王腔全是自我检讨。他很迷占星术,常常在批改军务前先看星象,但在《沉思录》里又写道"不要被占星左右",算是自我打脸。
杰里米·边沁(Jeremy Bentham,1748年2月15日- 1832年6月6日),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之一,法律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。提出"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"原则,并发明了著名的"全景监狱"概念。他死后他要求将自己的遗体制成自我陈列供后人观赏,如今他的穿着整齐的骨架还在伦敦大学学院大厅里坐着。
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(John Stuart Mill,1806年5月20日-1873年5月8日),英国哲学家、政治经济学家,功利主义的重要发展者,强调"高等快乐"和个人自由。天才早熟,三岁学希腊文,八岁学拉丁文,十五岁已掌握大部分古典知识。他二十岁时因被父亲过度填鸭教育而精神崩溃,靠读诗和与女友哈丽特的通信才恢复过来,这段经历直接改变了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。
弗里德里希·尼采(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1844年10月15日-1900年8月25日),德国哲学家、文体大师,代表作有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《善恶的彼岸》《道德谱系》。他批判基督教与传统道德,提出"权力意志""永恒轮回"等观念,对20世纪思想与文学影响极深。生平八卦不少:与作曲家瓦格纳从相知到决裂;两度向卢·安德烈亚斯-萨洛梅求婚皆被拒;1889年在都灵精神崩溃后退出公众生活。其妹伊丽莎白后来整理并篡改遗稿,使尼采被纳粹误读多年,这层历史阴影几乎成了他身后的第二人生。
伯特兰·罗素(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, 3rd Earl Russell,1872年5月18日-1970年2月2日),英国哲学家、逻辑学家,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奠基人之一,与怀特海合著《数学原理》,提出"罗素悖论""析取之谜"等经典问题。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,晚年致力于反战与核裁军。四段婚姻、数次恋爱风波;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战入狱,1961年因反核抗议再度被捕;他那只著名的"宇宙飞行茶壶"比喻,至今仍是讨论举证责任的互联网常青梗。
阿尔贝·加缪(Albert Camus,1913年11月7日-1960年1月4日),法籍阿尔及利亚作家与思想家,代表作《局外人》《西西弗的神话》《鼠疫》,以"荒诞"主题著称,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加缪与萨特曾亲密后决裂,导火索是《反叛者》引发的政治分歧;他一生与肺结核相伴,却热爱足球与剧场;与女演员玛丽亚·卡萨雷斯的恋情常被传为文坛佳话。1960年他在法国乡间车祸身亡,口袋里据说还揣着一张尚未使用的火车票,这个细节也让"荒诞"的命运更添一层冷峻的讽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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