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罐小角

AI 时代创业哲学 · 27

文章摘要

本文探讨了资本与AI是否会取代创业者的问题。文章从经济学思想史出发,回顾了从亚当·斯密的劳动价值论、李嘉图的要素分配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,到马歇尔和熊彼特提出的"企业家精神"与"创造性破坏",再到诺斯和阿西莫格鲁强调制度决定要素回报的演变脉络。现实中,资本通过平台垄断、规则设定和并购收割逐渐驯化创业者,而AI则通过自动化、创造力商品化和平台依附直接侵蚀创业者的核心能力。当资本和AI合流后,它们形成闭环,对创业者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我认为,创业者并非注定被取代,而是必须完成身份进化,从旧要素的拥有者转变为新要素的驾驭者。这意味着向下扎根,进入AI和资本难以触及的非标复杂领域;向上生长,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对接耐心资本;向内聚合,构建信任、社群与价值观等软价值。最终文章强调,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对"创业者精神"的终极考验。那些只会依靠套利和信息差的创业者将逐渐被淘汰,而能够驾驭资本与AI的熊彼特式创业者则将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。

目录

一、引子
二、理论溯源:创业者在经济学中的封神与祛魅
1. 古典时代:劳动与资本的对立
2. 英雄登场:"企业家精神"成为新要素
3. 现代框架:制度决定谁是赢家
4. 理论总结:创业者的内核和气场
三、资本的取代:从赛道竞争到生态圈养
1. 平台的降维打击:从参赛者沦为插件
2. 规则的无形枷锁:谁有权定义价值?
3. 终局的价值收割:从颠覆者变为战利品
四、AI的取代:当创造力本身可以被计算
1. 流程的自动化:创业杂活外包给AI
2. 创造力的商品化:灵感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
3. 平台的吸附:沦为大模型的提示词工程师
五、创业者的对策:在夹缝中成为新要素的"驾驭者"
1. 向下扎根:做AI与资本做不了的"脏活累活"
2. 向上生长:从规则的使用者,变为规则的参与者
3. 向内聚合:构建AI无法量化、资本无法购买的软价值
六、结语: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终极考验

正文

一、引子

去年,我在清华五道口写硕士论文,选了一个当时颇为前沿的话题:数据资产入表

那时数据刚被官方确认为新的生产要素,但争议四起:数据凭什么与土地、劳动、资本平起平坐?它如何确权、如何定价?直接入表,会否催生巨大的泡沫?

在论文里,我设计了一个从数据管理到数据资产入表的"六步框架",以支付和零售行业为例,描绘企业将数据"资产化"时的面临的重重困境。当时我心里有个巨大的问号:即便走通了,数据创造的回报,最终会流向谁?是贡献数据的劳动者,整合数据的创业者,还是提供算力的资本方?

图 2.1 数据资产化工作的六个环节及其相关理论

2025年,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越来越密集:

  • 1月7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鼓励发展创业投资类基金,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,支持科技创新,着力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,推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,解决"卡脖子"难题
  • 3月6日,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,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宣布将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,计划带动地方资金和社会资本近1万亿元,重点投向硬科技领域,坚持长周期导向并提高容错率。
  • 5月13日,科技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印发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,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》的通知,要求引导长期资本、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,发挥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生力军作用。
  • 8月26日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入实施"人工智能+"行动的意见》,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应用的就业风险评估,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,以减少对社会就业结构的冲击。
  • 9月11日,国务院批复了《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,在北京、杭州、成渝等地推动"数据确权、流通、定价"等机制试点,文件明确提出要让劳动、资本、土地、技术、数据等生产要素"由市场评价贡献,按贡献决定报酬"。

这些变化意味着,中国政府正尝试在要素分配层面更多地干预或引导,目标是通过制度设计让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,而不是任由资本自然的聚集、市场赢家通吃式的发展。

政策的号角已经吹响,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:

当资本与AI的力量形成合围之势,创业者这个曾被誉为"经济发动机"的角色,最终会被取代吗?

二、理论溯源:创业者在经济学中的封神与祛魅

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得先坐上思想的时光机,看看创业者这个角色,是如何在经济学理论中一步步走上神坛,又可能在今天被祛魅的。

1. 古典时代:劳动与资本的对立

亚当·斯密在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(1776)里说,劳动是价值的源泉,是"看不见的手"背后推动财富增长的真正力量。但在他的体系里,劳动者只是整体生产机制中的一环,个人并没有被赋予独立的创新角色。

大卫·李嘉图在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(1817)中补充道,除了劳动,土地和资本也参与分配。他提出地租理论,解释了土地稀缺性如何导致分配格局的变化,同时强调比较优势,奠定了国际分工的基石。但在他的框架里,企业家也并未被单独抽离出来。

卡尔·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(1867)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,资本会拿走"剩余价值",劳动者在结构上处于弱势。他强调,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制度性的,这种矛盾甚至被他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。

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,世界基本被简化为资本家与工人两极,创业者要么是小资本家,要么是高级劳动者,尚未获得独立的理论地位。

2. 英雄登场:"企业家精神"成为新要素

直到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理》(1890)中提出"组织能力"概念,局面才发生改变。他首次把组织与协调资源的能力列为第四种生产要素,认为企业家的管理与风险承担,是独立于土地、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推动力。

约瑟夫·熊彼特则在《经济发展理论》(1911)和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(1942)中赋予企业家更加性感的定义:"创造性破坏"。在他看来,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协调者,而是要素的重新组合者,他们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,开辟新的增长路径。熊彼特认为,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资本积累,而是企业家的创造性冲动。

从此,创业者不再是普通的劳动者或小资本家,而是被经济学理论封神为增长的灵魂。

3. 现代框架:制度决定谁是赢家

道格拉斯·诺斯在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(1990)中指出,决定要素回报的,不仅是要素本身,更是制度。制度安排塑造了交易成本、确立了产权边界和执行力度,从而决定资源如何流动、谁能拿走更高的回报。换句话说,谁制定规则,谁就更可能成为分配中的赢家。对创业者而言,制度既可能放大其"创造性组合"能力,也可能把他们挤到"规则缝隙"的边缘。

达龙·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·罗宾逊在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(2012)中提出了更具现实感的区分:

  • 包容性制度产权清晰、市场准入公平、法治可预期,能够鼓励创新与"创造性破坏"。在这种环境下,创业者更容易将劳动、资本、技术、数据等要素重新组合成新的产业形态,并在收益分配中获得合理份额。
  • 汲取性制度资源和权力集中于少数群体,准入壁垒高企,既得利益者通过规则与特许权阻滞创造性破坏。在这种环境下,创业者即使具备创新能力,也常被迫成为大平台或强资本的"附庸",其要素回报被系统性抽取。

这套框架给我们一个直观启示:创业者的独立性并非天然存在,而是制度的产物。当数字经济进入"数据/算法/算力/平台"四件套时代,谁来界定数据产权、谁掌控算力与准入门槛、谁决定平台抽成与定价,其实就是在回答"要素回报归谁"的问题。

如果制度能够朝"包容性"方向演进,那么数据确权清晰、交易成本下降、准入和互联互通更开放,创业者的创造性组合就会被放大;反之,若制度固化为汲取性格局,即准入门槛高、平台垄断、资本规则不透明,资本与AI的合力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创业者。

4. 理论总结:创业者的内核和气场

这段简短的理论回顾,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脉络:创业者的价值,包含一体两面。一面是熊彼特所定义的,对生产要素进行"创造性组合"的内在能力;另一面则是诺斯和阿西莫格鲁所揭示的,能够保障这种组合得以发生并获得回报的外部制度。

前者是创业者的内核,后者则是其赖以生存的气场。一个创业者能否成功,既取决于他是否能实现创造性破坏,也取决于他所处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。只有内核和气场同频共振,创业者的价值才能被真正释放。

我们今天的困境也恰恰源于此:创业者价值的两个侧面,正同时受到侵蚀。一方面,AI的正在挑战其能力之核的独特性;另一方面,资本通过重塑商业规则,正深刻地影响着制度之场的天平。

三、资本的取代:从赛道竞争到生态圈养

如果说十年前的创业是一场F1方程式赛车,大家在同一条赛道上比拼速度、技术和胆识;那么今天的创业,则更像是在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野生动物园里,资本既是园区的设计者,也是饲养员。

动物们可以自由奔跑,甚至可以争夺领地,但园区的高度、边界和食物链,早已被设定好。资本对创业者的取代,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正面消灭,而是一种更高级的、结构性的圈养

1. 平台的降维打击:从参赛者沦为插件

首先,资本改变了场地。

古典创业模式下,创业者与巨头同为参赛者,尽管体量悬殊,但至少在同一个开放市场里竞争。而平台经济的崛起,让大资本从参赛者一跃成为赛场本身。它们构建了操作系统、社交网络、电商市场和内容分发渠道,掌握了用户、流量和数据的分配权。

创业者不再需要自建网站获取用户,只需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、一个抖音号或一个淘宝店。这看似降低了门槛,实则交出了命运的主导权。你的用户是平台的,你的数据沉淀在平台,你的收入依赖平台的算法推荐和分成规则。你的创新再亮眼,也只是平台生态中的一个功能插件,随时可能被平台的自有功能所覆盖,或者被另一个更听话的插件所替代。

2. 规则的无形枷锁:谁有权定义价值?

其次,资本制定了游戏规则。

这套规则是无形的,却比任何合同都更具约束力。回到我那篇硕士论文的发现:要让数据成为资产,企业需要付出高昂的法律合规、技术和审计成本。这张入场券本身,就是资本利用规则设立的门槛,它天然地将资源不足的创业者挡在门外。当数据交易平台、AI算力中心都由大资本掌控时,它们就掌握了新时代最核心生产要素的定价权。你的数据产品再好,你的AI应用再精妙,也只能在巨头设定的框架内,被动地接受分成。

这套规则也体现在资本的偏好上。风险投资追逐高增长、可规模化、退出路径清晰的商业模式,这种单一的价值判断标准,系统性地筛选着创业的物种。那些慢热的、小而美的、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商业模式,很难获得资本的青睐。资本的投资行为,实际上定义了什么才算有价值的创新,从而引导着整个创业生态的演化方向。

3. 终局的价值收割:从颠覆者变为战利品

最后,资本定义了终点。

在一个被圈养的生态里,创业成功的标志是什么?不再是成长为新的巨头去颠覆旧的霸主,而是被巨头收购。资本的逻辑,天然倾向于可规模化、高增长、确定性强的项目。

这就像一个单一的滤网,导致资金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头部项目。市场不再是赢家通吃,而是赢家通选。资本主动选择那些符合其叙事的天选之子,并用资源将其推向神坛。

当一个创业项目在某个细分领域崭露头角,证明了其商业模式的价值,资本巨头便会携带无法抗拒的报价前来收割。对于创始人而言,这或许是财务自由的解脱;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,这意味着一个潜在的颠覆者被招安,变成了现有版图中的一块"战利品"。

Facebook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,Google收购YouTube,都是如此。创业者的创造性破坏,最终强化了旧体系的护城河,而非打破它。价值在终局被资本收割,创业者的角色,从一个独立的变量,变成了一个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中间过程。

当然,资本并非万能。它天生厌恶风险、追求效率,它的嗅觉难以覆盖那些过于小众、模式过重、或是短期内无法用数据衡量的领域。这些资本看不上、也看不懂的贫瘠土壤,恰恰是新物种得以萌发的最后机会,是真正具备冒险精神的创业者可以开拓的生态。

因此资本的取代,本质上是一场权力的转移。资本,正在从创业者曾经的伙伴,变为事实上的规则制定者。它通过构建平台、制定规则和定义终局,将创业者从一个独立的、开拓疆土的冒险家,逐步驯化为生态系统内一个虽然富有活力、但命运被掌控的角色。在AI这只更强大的猛兽登场之前,创业者其实早已被关进了资本打造的"美丽新世界"。

四、AI的取代:当创造力本身可以被计算

如果说资本的圈养,是改变了创业的外部生态,压缩了创业者的生存空间;那么AI的取代,则是直接侵入创业者的内核:思考、判断与创造的能力

这就像一个荒野求生专家。资本先把荒野改造成了国家公园,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。

而AI,则直接递给他一本《荒野求生终极手册》,上面用数据和模型,标注了最优路线、最佳水源和最高效的捕猎方法。专家的经验和直觉,在这本终极手册面前瞬间贬值。

AI对创业者的取代,也遵循着类似的路径,它正从三个层面,瓦解创业者的核心价值

1. 流程的自动化:创业杂活外包给AI

首先,AI替代的是创业过程中的"体力活"和"手艺活"。

市场调研、用户画像、营销文案、财务分析,甚至代码编写和产品原型设计……这些曾经需要专业团队耗费大量精力才能完成的环节,如今正被AI以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效率所替代。创业的门槛看似降低,实则是执行能力的壁垒正在瓦解。过去依赖精湛手艺建立的优势,正在迅速消失。

2. 创造力的商品化:灵感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

其次也是更深层地,AI正在冲击创业的根基:创造力本身。

熊彼特认为,企业家的超额利润来自于创新带来的暂时性垄断。这个灵光一闪的时刻,是创业者最宝贵的认知红利。但大模型的涌现,正在让这份红利快速贬值。一个团队苦思冥想数月才得出的巧妙商业模式,竞争对手可能用一个下午,通过与AI的头脑风暴就能复刻出来。

当灵感可以被大规模、低成本地生产时,创意的价值就被商品化了。创新的护城河,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填平,其边际回报被无限压缩。

3. 平台的吸附:沦为大模型的提示词工程师

最后,AI的底层结构决定了价值的最终流向。

当算力和基础模型被几家科技巨头垄断,创业的范式也随之改变。绝大多数AI创业者的角色,不可避免地从开创性的炼丹师,降级为了依附性的调参师或提示词工程师。

你的应用必须依附于某个巨头的模型平台,你的创新变成了在巨人肩膀上的一次微调。这意味着,你创造的大部分价值,都将被平台通过API费用、抽成等方式吸附回去。

在这场新的淘金热中,真正赚钱的,是那些卖水和卖牛仔裤的平台方。

最终当这两股力量汇合:资本提供算力与数据,AI提供智能与效率。它们会形成一个强大的闭环,共同挤压那个纯粹依靠人力和创意的、独立的创业者。

要素回报的天平,正在不可逆转地滑向资本与技术平台。面对这样的未来,我们该怎么办?

五、创业者的对策:在夹缝中成为新要素的"驾驭者"

被取代是宿命吗?不一定。

当环境、要素、规则都已改变,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的挑战者,而是用昨天的地图,来走今天的路。创业者必须完成一次身份的进化:从旧要素的拥有者,转变为新要素的驾驭者。

这意味着,不再执着于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,而是学会如何在这片被资本和AI重塑过的新大陆上,驾驭风、水和土壤。具体的生存法则,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:向下、向上、向内

1. 向下扎根:做AI与资本做不了的"脏活累活"

AI和资本,这两头巨兽的共同点是:它们都痴迷于规模、效率和标准化。它们的超能力在广阔的平原上最能施展,但在崎岖、湿滑、充满个性化问题的"热带雨林"里,则步履维艰。

这片雨林,就是创业者的机会所在。

  • AI擅长处理标准化数据,你就扎根于非标的、需要手感的行业知识。你不是做一个通用的法律AI,而是做一个只服务于"医疗器械专利纠纷"的专家系统。你不是做一个泛泛的营销工具,而是做一个深度嵌入牙科诊所运营流程的管理软件。AI是你手中锋利的砍刀,但只有你才知道雨林里的哪棵树最值钱。
  • 资本青睐可复制的市场,你就扎根于极度复杂的客户关系。

你服务的不是一个个可以用数据画像描绘的用户,而是一个个需要你用时间和信任去连接的客户。这种建立在深度理解和情感维系上的关系,无法被规模化复制,也无法被轻易并购。它是你最坚实的壁垒。

向下扎根的本质,是用"领域知识+AI工具"的组合,切入一个大厂看不上、AI学不会的细分场景。把AI当做放大你专业能力的工具,而不是试图与它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。

2. 向上生长:从规则的使用者,变为规则的参与者

既然制度决定回报,那么对制度的袖手旁观,就是对自身未来回报的放弃。

资本通过影响规则来圈养创业者,创业者也必须学会通过影响规则来为自己争取空间。这意味着,你不能只埋头做产品,还要抬头看路,甚至参与修路。

  • 参与公共讨论,争取行业话语权。
    尤其是在这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试点地区(如北京、杭州、成渝等),数据确权、交易和定价的规则正在被书写。积极参与行业协会、政策研讨会,发出你的声音,确保未来的规则不会成为少数巨头的独家专利。
  • 主动理解并对接耐心资本。
    并非所有资本都追求短期退出。国家引导基金、产业资本和一些战略投资方,它们的目标可能更侧重于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完善。主动去对接这些耐心资本,让资本的目标服务于你的长期愿景,而不是让自己的愿景被资本的短期目标所绑架。这是摆脱赢家通选陷阱的战略选择。

3. 向内聚合:构建AI无法量化、资本无法购买的软价值

这是对抗冰冷算法和资本最有力的武器。在一个一切都可被量化和优化的时代,真正的稀缺品,是那些无法被数据衡量的事物。

  • AI可以复制产品,但无法复制信任。
    信任来自于创始人持之以恒的价值观、公开透明的沟通、以及对产品质量近乎偏执的坚守。你的个人品牌、你与早期用户建立的连接,是任何大模型都生成不了的。
  • 资本可以买来流量,但买不来社群。
    流量是交易,社群是归属。当用户不只是因为你的产品功能,更是因为认同你的品牌文化、享受社群的氛围而聚集在一起时,你就拥有了最强大的护城河。他们会为你发声,为你提供最宝贵的反馈,甚至在危急时刻与你共渡难关。

AI能点燃无数焰火,但无法创造一个能让人围坐取暖的篝火。资本能建起无数华丽的广场,但无法凝聚一个有共同信仰的部落。这种无法量化的软价值,才是创业者最深邃、最持久的力量源泉。

六、结语: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终极考验

从一年前我那篇关于"数据入表"的硕士论文开始,我们一路回溯,从亚当·斯密的劳动价值论,走到熊彼特的"创造性破坏",最终抵达数据成为核心要素的今天。

这条漫长的思想史告诉我们:经济发展的历史,就是一部生产要素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历史。每一个时代,都会有一个旧角色被祛魅,也必将有一个新角色被封神。

今天资本与AI,与其说是创业者的取代者,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最无情的试金石。它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,检验着"企业家精神"的真正成色,筛选出那些真正稀缺、真正具备核心价值的品质。

所以,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:创业者会被取代吗?

答案很清晰:那些只会简单组合资源、赚取信息差的套利型创业者,他们的时代正在结束。因为AI正在抹平信息不对称,而资本平台正在吞噬所有简单的套利空间。与此同时,那些能够驾驭资本与AI的熊彼特式创业者,正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。

他们是那些能向下扎根,拥抱AI无法理解的行业复杂性;能向上生长,参与到新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;更能向内聚合,构建起资本无法购买的社群与信任的创造者。

被取代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宿命,而是一场对"创业者精神"这个核心要素的终极考验。

是沦为新要素的附庸,还是成为驾驭它们的主人,选择权依然在创业者自己手中。

本文提到的经济学家们

亚当·斯密

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,1723年6月16日-1790年7月17日),苏格兰经济学家、道德哲学家,被誉为"经济学之父"。1776年出版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提出"劳动是价值的源泉",强调分工提升生产率,并提出"看不见的手"的市场自发调节机制。在要素理论中,他奠定了劳动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基础。

大卫·李嘉图

大卫·李嘉图(David Ricardo,1772年4月18日-1823年9月11日),英国古典经济学家,代表作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(1817)。提出"土地、劳动、资本"三大要素,发展地租理论,并创立比较优势学说,解释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基础。他的分析为资本和土地在分配格局中的力量提供了早期框架。

卡尔·马克思

卡尔·马克思(Karl Marx,1818年5月5日-1883年3月14日),德国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理论家。代表作《资本论》(1867),提出剩余价值理论,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,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推动社会变革。在要素分配讨论中,马克思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对立。

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

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(Alfred Marshall,1842年7月26日-1924年7月13日),英国经济学家,剑桥学派代表人物。代表作《经济学原理》(1890),系统化了边际分析,并首次将"组织"或"企业家才能"视为独立的生产要素。

约瑟夫·熊彼特

约瑟夫·熊彼特(Joseph A. Schumpeter,1883年2月8日-1950年1月8日),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。代表作《经济发展理论》(1911)和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(1942)。提出"创新"与"创造性破坏",认为企业家是通过要素重新组合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。

道格拉斯·C·诺斯

道格拉斯·C·诺斯(Douglass C. North,1920年11月5日-2015年11月23日),美国经济史学家,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,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。代表作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(Institutions,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,1990)。强调制度决定要素配置效率和回报格局,提出"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解释变量"。他的理论直接引出"谁制定规则,谁就决定分配"的思路。

达龙·阿西莫格鲁

达龙·阿西莫格鲁(Daron Acemoglu,1967年9月3日-),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,麻省理工学院教授,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。代表作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,提出"包容性制度"与"汲取性制度"的二分,强调制度决定国家和企业的长期发展轨迹。

詹姆斯·A·罗宾逊

詹姆斯·A·罗宾逊(James A. Robinson,1960年-),英国经济学家,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,与阿西莫格鲁长期合作。代表作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,聚焦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。强调排他性的制度会扼杀创新,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释放创业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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