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、破坏、成长：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创业的启示

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·莫克尔(Joel Mokyr)、菲利普·阿希翁(Philippe Aghion)和彼得·豪伊特(Peter Howitt)三位经济学家，以表彰他们在"创新与长期增长"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左起分别是乔尔·莫基尔、菲利普·阿吉翁、彼得·豪伊特

他们共同揭示了"创新→创造性破坏→长期增长"的内在机制：增长并非财富的线性累加，而是一连串微观毁灭与宏观更新的动态循环。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所指出：

"他们展示了经济增长如何源自不断更新的知识、持续的竞争和制度的开放性。"

莫克尔从经济史视角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为何人类经历无数技术革新，却只有近两百年才进入持续增长？他的答案是：当科学知识、工程能力与社会制度形成正反馈循环，增长才会持续。科学推动技术，技术验证科学的可用性；制度保障竞争，使创新得以复制与积累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2016年出版的书《增长的文化：现代经济的起源》。

而阿希翁与豪伊特则以数学模型描述了这个动态过程，他们的"创造性破坏模型"表明，新企业以创新替代旧企业，新技术取代旧技术。增长不是财富的线性积累，而是一连串的微观毁灭与宏观更新。也就是说，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做得更多，而是替代旧的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阿希翁的这本《创造性破坏的力量：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》。

关于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具体内容，可以直接阅读诺贝尔奖官网：https://www.nobelprize.org/prizes/economic-sciences/2025/popular-information/，也可以阅读各种公众号文章，比如田轩的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告诉了中国什么？，吴晓波的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，解释了为什么要"反内卷"等，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。

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谈谈的，是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对创业者的启示。

一、增长的本质：敢于自我摧毁的理性

约瑟夫·熊彼特是"创造性破坏"理念的最早提出者，而本届诺奖的理论则以现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视角，进一步量化并阐释了这一过程：新企业以创新替代旧企业，新技术取代旧技术。文明的进步不是建造更多，而是具备推翻旧有的勇气。真正的创业精神，本质上就是这种敢于自我摧毁的理性。

大多数创业者以为自己是在"创造新事物"，但更有意义的创新，却是努力让旧秩序退出历史舞台。真正的创新，意味着推翻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，甚至摧毁曾让你骄傲的成果。这是一种残酷的自我否定，却是每一次文明跃迁的起点。回溯那些伟大的创新，我们发现特斯拉的意义不在于造了电动车，而是重构了车和能源的边界，让石油文明的旧逻辑开始崩塌；OpenAI的意义在于它重构了知识生产的经济结构，让人类与智能的分工方式彻底重写；而苹果推出iPhone时，则终结了诺基亚主导的工业范式，彻底改写了人类与信息交互的方式。

这些伟大创新的共同点在于：在旧的框架尚未崩坏时，主动出手，亲手拆解自己的护城河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创业不是一场建设性的游戏，而是一种自我革命的实践。它要求我们在成功的巅峰仍能怀疑自己，在稳定的秩序中仍敢于放弃确定性。正如尼采所言："人必须要自怀混沌以孕育一个舞蹈的星球。" 真正的创业者敢于让旧的自己死去，才能迎来新世界的诞生。

二、创新的瓶颈：制度的惰性与进入的自由

然而，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很容易被外部环境所消耗。莫克尔在《财富的杠杆：技术创造力与经济进步》中强调："技术进步首先需要社会对陌生与异端的宽容。" 这句话直击创新与制度之间那道最深的鸿沟。历史一次次证明，创新的瓶颈从来不在技术，而在制度；从来不在能不能做，而在允不允许做。

纵观人类经济史，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功，都依赖于一个容错的制度环境。阿希翁和豪伊特在模型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逻辑是：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竞争，而竞争的前提是进入的自由。没有进入的自由，就没有破坏的可能；没有破坏的可能，就不会有新的增长。在任何时代，创新的最大敌人都不是技术匮乏，而是制度惰性。当市场被行政审批、垄断利益或封闭标准所包围时，创新就像在石缝中生长的草，必须耗费巨大代价才能活下去。

对于创业者而言，如果外部制度环境无法支持创新，就必须在组织内部建立一个微制度：一个能局部抵御外部僵化、鼓励实验和异端思想的生态。这样的公司往往具备三个特征：

• 权威可被质疑
• 思路可被验证
• 失败可被容忍

真正的制度创新，往往并非从国家层面开始，而是从小的组织内部开始萌芽。创新的根本前提是：被允许。

三、AI时代的挑战：速度诅咒和动态效率

遗憾的是，在AI时代的加速浪潮中，这种制度的缺乏和创新的难度被进一步放大了。

AI时代的到来，让创造性破坏的速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指数级。技术更迭不再以十年为单位，而是以月、以周甚至以天计算。在这种加速度之中，速度本身成了风险，这就是AI时代的速度诅咒。创新频率越快，企业的结构越脆弱，许多公司还没来得及建立稳定的流程、文化与组织免疫系统，就被下一轮新技术所淘汰。

阿希翁指出创新依赖于"适度竞争"，而AI时代却让巨头之间竞争过度、初创企业却竞争不足这两种极端同时出现。应对"速度诅咒"，核心在于理解和践行"动态效率"。这种效率关注的不是单次最优的资源配置，而是在长期过程中，组织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质量。真正的效率不在于跑得有多快，而在于持续的适应和重生。一个组织若能在竞争与破坏之间找到平衡，不断吸收新知识、淘汰旧流程，它就能在加速的世界中生存下来。

四、穿越周期的三条路径

结合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，对于创业者而言，穿越周期需要三条相互依存的成长路径：知识、竞争和制度。

首先是知识路径。创新从来不是灵光一现，而是系统化积累的结果。创业团队要像科学家一样思考，用模型、数据与假设验证代替个人经验与情绪判断，让知识的积累成为创新的源泉。

其次是竞争路径。企业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身的路径依赖。真正健康的创业公司，必须在基因中写入自我破坏机制，宁可自己毁掉旧业务，也不要让别人替你完成这件事。

最后是制度路径。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组织，必须允许异议存在，让新人有机会挑战旧逻辑，让失败成为学习的一部分。只有当组织的规则、激励与文化共同形成正反馈，创新才能在系统中自然发生。

五、总结

创造性破坏听起来光鲜耀眼，但它的背后藏着无数被淘汰的企业与个体。它要求我们不断舍弃熟悉的工具、模型与安全感，逼迫我们在确定性与混沌之间，选择后者。从哲学的角度看，这一过程与尼采的超人不谋而合："人成为自己，唯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。" 对创业者而言，这种超越不是抽象的修炼，而是具体的现实行动。

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启发我们，增长是一种制度的选择。真正推动文明前进的，不是资本的积累，而是勇于破坏的创造力。在AI时代的加速世界里，真正的胜者不是速度最快的人，而是能在持续学习、自我否定与制度演化中不断重生的组织。创业者的命运，正是不断在这种混沌中寻找秩序，在毁灭与创造的交替之间，让新的世界诞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