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 時代創業哲學 · 27
文章摘要
本文探討了資本與AI是否會取代創業者的問題。文章從經濟學思想史出發,回顧了從亞當·斯密的勞動價值論、李嘉圖的要素分配、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,到馬歇爾和熊彼特提出的"企業家精神"與"創造性破壞",再到諾斯和阿西莫格魯強調製度決定要素回報的演變脈絡。現實中,資本通過平台壟斷、規則設定和併購收割逐漸馴化創業者,而AI則通過自動化、創造力商品化和平台依附直接侵蝕創業者的核心能力。當資本和AI合流後,它們形成閉環,對創業者的獨立性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。我認為,創業者並非註定被取代,而是必須完成身份進化,從舊要素的擁有者轉變為新要素的駕馭者。這意味着向下紮根,進入AI和資本難以觸及的非標複雜領域;向上生長,積極參與規則制定並對接耐心資本;向內聚合,構建信任、社羣與價值觀等軟價值。最終文章強調,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對"創業者精神"的終極考驗。那些只會依靠套利和信息差的創業者將逐漸被淘汰,而能夠駕馭資本與AI的熊彼特式創業者則將迎來他們的黃金時代。
目錄
一、引子
二、理論溯源:創業者在經濟學中的封神與祛魅
1. 古典時代:勞動與資本的對立
2. 英雄登場:"企業家精神"成為新要素
3. 現代框架:制度決定誰是贏家
4. 理論總結:創業者的內核和氣場
三、資本的取代:從賽道競爭到生態圈養
1. 平台的降維打擊:從參賽者淪為插件
2. 規則的無形枷鎖:誰有權定義價值?
3. 終局的價值收割:從顛覆者變為戰利品
四、AI的取代:當創造力本身可以被計算
1. 流程的自動化:創業雜活外包給AI
2. 創造力的商品化:靈感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
3. 平台的吸附:淪為大模型的提示詞工程師
五、創業者的對策:在夾縫中成為新要素的"駕馭者"
1. 向下紮根:做AI與資本做不了的"髒活累活"
2. 向上生長:從規則的使用者,變為規則的參與者
3. 向內聚合:構建AI無法量化、資本無法購買的軟價值
六、結語: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終極考驗
正文
一、引子
去年,我在清華五道口寫碩士論文,選了一個當時頗為前沿的話題:數據資產入表。
那時數據剛被官方確認為新的生產要素,但爭議四起:數據憑什麼與土地、勞動、資本平起平坐?它如何確權、如何定價?直接入表,會否催生巨大的泡沫?
在論文裏,我設計了一個從數據管理到數據資產入表的"六步框架",以支付和零售行業為例,描繪企業將數據"資產化"時的面臨的重重困境。當時我心裏有個巨大的問號:即便走通了,數據創造的回報,最終會流向誰?是貢獻數據的勞動者,整合數據的創業者,還是提供算力的資本方?
2025年,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越來越密集:
- 1月7日,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》,鼓勵發展創業投資類基金,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,支持科技創新,着力投早、投小、投長期、投硬科技,推動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,解決"卡脖子"難題。
- 3月6日,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,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宣佈將設立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,計劃帶動地方資金和社會資本近1萬億元,重點投向硬科技領域,堅持長週期導向並提高容錯率。
- 5月13日,科技部、中國人民銀行、金融監管總局、中國證監會、國家發展改革委、財政部和國務院國資委印發《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,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》的通知,要求引導長期資本、耐心資本和優質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,發揮創業投資支持科技創新生力軍作用。
- 8月26日,國務院發佈《關於深入實施"人工智能+"行動的意見》,提出要加強人工智能應用的就業風險評估,引導創新資源向創造就業潛力大的方向傾斜,以減少對社會就業結構的衝擊。
- 9月11日,國務院批覆了《全國部分地區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》,在北京、杭州、成渝等地推動"數據確權、流通、定價"等機制試點,文件明確提出要讓勞動、資本、土地、技術、數據等生產要素"由市場評價貢獻,按貢獻決定報酬"。
這些變化意味着,中國政府正嘗試在要素分配層面更多地干預或引導,目標是通過制度設計讓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,而不是任由資本自然的聚集、市場贏家通吃式的發展。
政策的號角已經吹響,但一個更尖鋭的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:
當資本與AI的力量形成合圍之勢,創業者這個曾被譽為"經濟發動機"的角色,最終會被取代嗎?
二、理論溯源:創業者在經濟學中的封神與祛魅
要回答這個問題,我們得先坐上思想的時光機,看看創業者這個角色,是如何在經濟學理論中一步步走上神壇,又可能在今天被祛魅的。
1. 古典時代:勞動與資本的對立
亞當·斯密在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(1776)裏説,勞動是價值的源泉,是"看不見的手"背後推動財富增長的真正力量。但在他的體系裏,勞動者只是整體生產機制中的一環,個人並沒有被賦予獨立的創新角色。
大衞·李嘉圖在《政治經濟學及賦税原理》(1817)中補充道,除了勞動,土地和資本也參與分配。他提出地租理論,解釋了土地稀缺性如何導致分配格局的變化,同時強調比較優勢,奠定了國際分工的基石。但在他的框架裏,企業家也並未被單獨抽離出來。
卡爾·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(1867)中則一針見血地指出,資本會拿走"剩餘價值",勞動者在結構上處於弱勢。他強調,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是制度性的,這種矛盾甚至被他視為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。
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,世界基本被簡化為資本家與工人兩極,創業者要麼是小資本家,要麼是高級勞動者,尚未獲得獨立的理論地位。
2. 英雄登場:"企業家精神"成為新要素
直到阿爾弗雷德·馬歇爾在《經濟學原理》(1890)中提出"組織能力"概念,局面才發生改變。他首次把組織與協調資源的能力列為第四種生產要素,認為企業家的管理與風險承擔,是獨立於土地、勞動和資本之外的推動力。
約瑟夫·熊彼特則在《經濟發展理論》(1911)和《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與民主》(1942)中賦予企業家更加性感的定義:"創造性破壞"。在他看來,企業家不是簡單的協調者,而是要素的重新組合者,他們通過創新打破舊的均衡,開闢新的增長路徑。熊彼特認為,真正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資本積累,而是企業家的創造性衝動。
從此,創業者不再是普通的勞動者或小資本家,而是被經濟學理論封神為增長的靈魂。
3. 現代框架:制度決定誰是贏家
道格拉斯·諾斯在《制度、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》(1990)中指出,決定要素回報的,不僅是要素本身,更是制度。制度安排塑造了交易成本、確立了產權邊界和執行力度,從而決定資源如何流動、誰能拿走更高的回報。換句話説,誰制定規則,誰就更可能成為分配中的贏家。對創業者而言,制度既可能放大其"創造性組合"能力,也可能把他們擠到"規則縫隙"的邊緣。
達龍·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·羅賓遜在《國家為什麼失敗》(2012)中提出了更具現實感的區分:
- 包容性制度:產權清晰、市場準入公平、法治可預期,能夠鼓勵創新與"創造性破壞"。在這種環境下,創業者更容易將勞動、資本、技術、數據等要素重新組合成新的產業形態,並在收益分配中獲得合理份額。
- 汲取性制度:資源和權力集中於少數羣體,准入壁壘高企,既得利益者通過規則與特許權阻滯創造性破壞。在這種環境下,創業者即使具備創新能力,也常被迫成為大平台或強資本的"附庸",其要素回報被系統性抽取。
這套框架給我們一個直觀啓示:創業者的獨立性並非天然存在,而是制度的產物。當數字經濟進入"數據/算法/算力/平台"四件套時代,誰來界定數據產權、誰掌控算力與准入門檻、誰決定平台抽成與定價,其實就是在回答"要素回報歸誰"的問題。
如果制度能夠朝"包容性"方向演進,那麼數據確權清晰、交易成本下降、准入和互聯互通更開放,創業者的創造性組合就會被放大;反之,若制度固化為汲取性格局,即准入門檻高、平台壟斷、資本規則不透明,資本與AI的合力就會進一步邊緣化創業者。
4. 理論總結:創業者的內核和氣場
這段簡短的理論回顧,為我們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脈絡:創業者的價值,包含一體兩面。一面是熊彼特所定義的,對生產要素進行"創造性組合"的內在能力;另一面則是諾斯和阿西莫格魯所揭示的,能夠保障這種組合得以發生並獲得回報的外部制度。
前者是創業者的內核,後者則是其賴以生存的氣場。一個創業者能否成功,既取決於他是否能實現創造性破壞,也取決於他所處的制度是包容性的還是汲取性的。只有內核和氣場同頻共振,創業者的價值才能被真正釋放。
我們今天的困境也恰恰源於此:創業者價值的兩個側面,正同時受到侵蝕。一方面,AI的正在挑戰其能力之核的獨特性;另一方面,資本通過重塑商業規則,正深刻地影響着制度之場的天平。
三、資本的取代:從賽道競爭到生態圈養
如果説十年前的創業是一場F1方程式賽車,大家在同一條賽道上比拼速度、技術和膽識;那麼今天的創業,則更像是在一個被精心設計好的野生動物園裏,資本既是園區的設計者,也是飼養員。
動物們可以自由奔跑,甚至可以爭奪領地,但園區的高度、邊界和食物鏈,早已被設定好。資本對創業者的取代,並非是你死我活的正面消滅,而是一種更高級的、結構性的圈養。
1. 平台的降維打擊:從參賽者淪為插件
首先,資本改變了場地。
古典創業模式下,創業者與巨頭同為參賽者,儘管體量懸殊,但至少在同一個開放市場裏競爭。而平台經濟的崛起,讓大資本從參賽者一躍成為賽場本身。它們構建了操作系統、社交網絡、電商市場和內容分發渠道,掌握了用户、流量和數據的分配權。
創業者不再需要自建網站獲取用户,只需開發一個微信小程序、一個抖音號或一個淘寶店。這看似降低了門檻,實則交出了命運的主導權。你的用户是平台的,你的數據沉澱在平台,你的收入依賴平台的算法推薦和分成規則。你的創新再亮眼,也只是平台生態中的一個功能插件,隨時可能被平台的自有功能所覆蓋,或者被另一個更聽話的插件所替代。
2. 規則的無形枷鎖:誰有權定義價值?
其次,資本制定了遊戲規則。
這套規則是無形的,卻比任何合同都更具約束力。回到我那篇碩士論文的發現:要讓數據成為資產,企業需要付出高昂的法律合規、技術和審計成本。這張入場券本身,就是資本利用規則設立的門檻,它天然地將資源不足的創業者擋在門外。當數據交易平台、AI算力中心都由大資本掌控時,它們就掌握了新時代最核心生產要素的定價權。你的數據產品再好,你的AI應用再精妙,也只能在巨頭設定的框架內,被動地接受分成。
這套規則也體現在資本的偏好上。風險投資追逐高增長、可規模化、退出路徑清晰的商業模式,這種單一的價值判斷標準,系統性地篩選着創業的物種。那些慢熱的、小而美的、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商業模式,很難獲得資本的青睞。資本的投資行為,實際上定義了什麼才算有價值的創新,從而引導着整個創業生態的演化方向。
3. 終局的價值收割:從顛覆者變為戰利品
最後,資本定義了終點。
在一個被圈養的生態裏,創業成功的標誌是什麼?不再是成長為新的巨頭去顛覆舊的霸主,而是被巨頭收購。資本的邏輯,天然傾向於可規模化、高增長、確定性強的項目。
這就像一個單一的濾網,導致資金越來越集中於少數頭部項目。市場不再是贏家通吃,而是贏家通選。資本主動選擇那些符合其敍事的天選之子,並用資源將其推向神壇。
當一個創業項目在某個細分領域嶄露頭角,證明了其商業模式的價值,資本巨頭便會攜帶無法抗拒的報價前來收割。對於創始人而言,這或許是財務自由的解脱;但對於整個市場而言,這意味着一個潛在的顛覆者被招安,變成了現有版圖中的一塊"戰利品"。
Facebook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,Google收購YouTube,都是如此。創業者的創造性破壞,最終強化了舊體系的護城河,而非打破它。價值在終局被資本收割,創業者的角色,從一個獨立的變量,變成了一個服務於資本增殖的中間過程。
當然,資本並非萬能。它天生厭惡風險、追求效率,它的嗅覺難以覆蓋那些過於小眾、模式過重、或是短期內無法用數據衡量的領域。這些資本看不上、也看不懂的貧瘠土壤,恰恰是新物種得以萌發的最後機會,是真正具備冒險精神的創業者可以開拓的生態。
因此資本的取代,本質上是一場權力的轉移。資本,正在從創業者曾經的夥伴,變為事實上的規則制定者。它通過構建平台、制定規則和定義終局,將創業者從一個獨立的、開拓疆土的冒險家,逐步馴化為生態系統內一個雖然富有活力、但命運被掌控的角色。在AI這隻更強大的猛獸登場之前,創業者其實早已被關進了資本打造的"美麗新世界"。
四、AI的取代:當創造力本身可以被計算
如果説資本的圈養,是改變了創業的外部生態,壓縮了創業者的生存空間;那麼AI的取代,則是直接侵入創業者的內核:思考、判斷與創造的能力。
這就像一個荒野求生專家。資本先把荒野改造成了國家公園,限制了他的活動範圍。
而AI,則直接遞給他一本《荒野求生終極手冊》,上面用數據和模型,標註了最優路線、最佳水源和最高效的捕獵方法。專家的經驗和直覺,在這本終極手冊面前瞬間貶值。
AI對創業者的取代,也遵循着類似的路徑,它正從三個層面,瓦解創業者的核心價值:
1. 流程的自動化:創業雜活外包給AI
首先,AI替代的是創業過程中的"體力活"和"手藝活"。
市場調研、用户畫像、營銷文案、財務分析,甚至代碼編寫和產品原型設計……這些曾經需要專業團隊耗費大量精力才能完成的環節,如今正被AI以極低的成本和極高的效率所替代。創業的門檻看似降低,實則是執行能力的壁壘正在瓦解。過去依賴精湛手藝建立的優勢,正在迅速消失。
2. 創造力的商品化:靈感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
其次也是更深層地,AI正在衝擊創業的根基:創造力本身。
熊彼特認為,企業家的超額利潤來自於創新帶來的暫時性壟斷。這個靈光一閃的時刻,是創業者最寶貴的認知紅利。但大模型的湧現,正在讓這份紅利快速貶值。一個團隊苦思冥想數月才得出的巧妙商業模式,競爭對手可能用一個下午,通過與AI的頭腦風暴就能復刻出來。
當靈感可以被大規模、低成本地生產時,創意的價值就被商品化了。創新的護城河,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填平,其邊際回報被無限壓縮。
3. 平台的吸附:淪為大模型的提示詞工程師
最後,AI的底層結構決定了價值的最終流向。
當算力和基礎模型被幾家科技巨頭壟斷,創業的範式也隨之改變。絕大多數AI創業者的角色,不可避免地從開創性的煉丹師,降級為了依附性的調參師或提示詞工程師。
你的應用必須依附於某個巨頭的模型平台,你的創新變成了在巨人肩膀上的一次微調。這意味着,你創造的大部分價值,都將被平台通過API費用、抽成等方式吸附回去。
在這場新的淘金熱中,真正賺錢的,是那些賣水和賣牛仔褲的平台方。
最終當這兩股力量匯合:資本提供算力與數據,AI提供智能與效率。它們會形成一個強大的閉環,共同擠壓那個純粹依靠人力和創意的、獨立的創業者。
要素回報的天平,正在不可逆轉地滑向資本與技術平台。面對這樣的未來,我們該怎麼辦?
五、創業者的對策:在夾縫中成為新要素的"駕馭者"
被取代是宿命嗎?不一定。
當環境、要素、規則都已改變,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外部的挑戰者,而是用昨天的地圖,來走今天的路。創業者必須完成一次身份的進化:從舊要素的擁有者,轉變為新要素的駕馭者。
這意味着,不再執着於自己擁有一畝三分地,而是學會如何在這片被資本和AI重塑過的新大陸上,駕馭風、水和土壤。具體的生存法則,可以歸納為三個方向:向下、向上、向內。
1. 向下紮根:做AI與資本做不了的"髒活累活"
AI和資本,這兩頭巨獸的共同點是:它們都痴迷於規模、效率和標準化。它們的超能力在廣闊的平原上最能施展,但在崎嶇、濕滑、充滿個性化問題的"熱帶雨林"裏,則步履維艱。
這片雨林,就是創業者的機會所在。
- AI擅長處理標準化數據,你就紮根於非標的、需要手感的行業知識。你不是做一個通用的法律AI,而是做一個只服務於"醫療器械專利糾紛"的專家系統。你不是做一個泛泛的營銷工具,而是做一個深度嵌入牙科診所運營流程的管理軟件。AI是你手中鋒利的砍刀,但只有你才知道雨林裏的哪棵樹最值錢。
- 資本青睞可複製的市場,你就紮根於極度複雜的客户關係。
你服務的不是一個個可以用數據畫像描繪的用户,而是一個個需要你用時間和信任去連接的客户。這種建立在深度理解和情感維繫上的關係,無法被規模化複製,也無法被輕易併購。它是你最堅實的壁壘。
向下紮根的本質,是用"領域知識+AI工具"的組合,切入一個大廠看不上、AI學不會的細分場景。把AI當做放大你專業能力的工具,而不是試圖與它在同一個維度上競爭。
2. 向上生長:從規則的使用者,變為規則的參與者
既然制度決定回報,那麼對制度的袖手旁觀,就是對自身未來回報的放棄。
資本通過影響規則來圈養創業者,創業者也必須學會通過影響規則來為自己爭取空間。這意味着,你不能只埋頭做產品,還要抬頭看路,甚至參與修路。
- 參與公共討論,爭取行業話語權。
尤其是在這次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試點地區(如北京、杭州、成渝等),數據確權、交易和定價的規則正在被書寫。積極參與行業協會、政策研討會,發出你的聲音,確保未來的規則不會成為少數巨頭的獨家專利。 - 主動理解並對接耐心資本。
並非所有資本都追求短期退出。國家引導基金、產業資本和一些戰略投資方,它們的目標可能更側重於技術突破和產業鏈完善。主動去對接這些耐心資本,讓資本的目標服務於你的長期願景,而不是讓自己的願景被資本的短期目標所綁架。這是擺脱贏家通選陷阱的戰略選擇。
3. 向內聚合:構建AI無法量化、資本無法購買的軟價值
這是對抗冰冷算法和資本最有力的武器。在一個一切都可被量化和優化的時代,真正的稀缺品,是那些無法被數據衡量的事物。
- AI可以複製產品,但無法複製信任。
信任來自於創始人持之以恆的價值觀、公開透明的溝通、以及對產品質量近乎偏執的堅守。你的個人品牌、你與早期用户建立的連接,是任何大模型都生成不了的。 - 資本可以買來流量,但買不來社羣。
流量是交易,社羣是歸屬。當用户不只是因為你的產品功能,更是因為認同你的品牌文化、享受社羣的氛圍而聚集在一起時,你就擁有了最強大的護城河。他們會為你發聲,為你提供最寶貴的反饋,甚至在危急時刻與你共渡難關。
AI能點燃無數焰火,但無法創造一個能讓人圍坐取暖的篝火。資本能建起無數華麗的廣場,但無法凝聚一個有共同信仰的部落。這種無法量化的軟價值,才是創業者最深邃、最持久的力量源泉。
六、結語:被取代不是宿命,而是終極考驗
從一年前我那篇關於"數據入表"的碩士論文開始,我們一路回溯,從亞當·斯密的勞動價值論,走到熊彼特的"創造性破壞",最終抵達數據成為核心要素的今天。
這條漫長的思想史告訴我們:經濟發展的歷史,就是一部生產要素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歷史。每一個時代,都會有一箇舊角色被祛魅,也必將有一個新角色被封神。
今天資本與AI,與其説是創業者的取代者,不如説是這個時代最無情的試金石。它們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,檢驗着"企業家精神"的真正成色,篩選出那些真正稀缺、真正具備核心價值的品質。
所以,讓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:創業者會被取代嗎?
答案很清晰:那些只會簡單組合資源、賺取信息差的套利型創業者,他們的時代正在結束。因為AI正在抹平信息不對稱,而資本平台正在吞噬所有簡單的套利空間。與此同時,那些能夠駕馭資本與AI的熊彼特式創業者,正迎來他們的黃金時代。
他們是那些能向下紮根,擁抱AI無法理解的行業複雜性;能向上生長,參與到新要素市場的規則制定;更能向內聚合,構建起資本無法購買的社羣與信任的創造者。
被取代不是一種技術性的宿命,而是一場對"創業者精神"這個核心要素的終極考驗。
是淪為新要素的附庸,還是成為駕馭它們的主人,選擇權依然在創業者自己手中。
本文提到的經濟學家們
亞當·斯密(Adam Smith,1723年6月16日-1790年7月17日),蘇格蘭經濟學家、道德哲學家,被譽為"經濟學之父"。1776年出版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提出"勞動是價值的源泉",強調分工提升生產率,並提出"看不見的手"的市場自發調節機制。在要素理論中,他奠定了勞動作為核心生產要素的基礎。
大衞·李嘉圖(David Ricardo,1772年4月18日-1823年9月11日),英國古典經濟學家,代表作《政治經濟學及賦税原理》(1817)。提出"土地、勞動、資本"三大要素,發展地租理論,並創立比較優勢學説,解釋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的基礎。他的分析為資本和土地在分配格局中的力量提供了早期框架。
卡爾·馬克思(Karl Marx,1818年5月5日-1883年3月14日),德國哲學家、經濟學家、社會理論家。代表作《資本論》(1867),提出剩餘價值理論,揭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係,認為資本主義的矛盾推動社會變革。在要素分配討論中,馬克思強調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對立。
阿爾弗雷德·馬歇爾(Alfred Marshall,1842年7月26日-1924年7月13日),英國經濟學家,劍橋學派代表人物。代表作《經濟學原理》(1890),系統化了邊際分析,並首次將"組織"或"企業家才能"視為獨立的生產要素。
約瑟夫·熊彼特(Joseph A. Schumpeter,1883年2月8日-1950年1月8日),奧地利裔美國經濟學家。代表作《經濟發展理論》(1911)和《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與民主》(1942)。提出"創新"與"創造性破壞",認為企業家是通過要素重新組合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。
道格拉斯·C·諾斯(Douglass C. North,1920年11月5日-2015年11月23日),美國經濟史學家,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,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。代表作《制度、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》(Institutions,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,1990)。強調製度決定要素配置效率和回報格局,提出"制度是經濟績效的根本解釋變量"。他的理論直接引出"誰制定規則,誰就決定分配"的思路。
達龍·阿西莫格魯(Daron Acemoglu,1967年9月3日-),土耳其裔美國經濟學家,麻省理工學院教授,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。代表作《國家為什麼失敗》,提出"包容性制度"與"汲取性制度"的二分,強調製度決定國家和企業的長期發展軌跡。
詹姆斯·A·羅賓遜(James A. Robinson,1960年-),英國經濟學家,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,與阿西莫格魯長期合作。代表作《國家為什麼失敗》,聚焦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。強調排他性的制度會扼殺創新,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釋放創業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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