創新、破壞、成長：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創業的啓示

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喬爾·莫克爾(Joel Mokyr)、菲利普·阿希翁(Philippe Aghion)和彼得·豪伊特(Peter Howitt)三位經濟學家，以表彰他們在"創新與長期增長"領域做出的卓越貢獻。

左起分別是喬爾·莫基爾、菲利普·阿吉翁、彼得·豪伊特

他們共同揭示了"創新→創造性破壞→長期增長"的內在機制：增長並非財富的線性累加，而是一連串微觀毀滅與宏觀更新的動態循環。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頒獎詞所指出：

"他們展示了經濟增長如何源自不斷更新的知識、持續的競爭和制度的開放性。"

莫克爾從經濟史視角回答了一個關鍵問題：為何人類經歷無數技術革新，卻只有近兩百年才進入持續增長？他的答案是：當科學知識、工程能力與社會制度形成正反饋循環，增長才會持續。科學推動技術，技術驗證科學的可用性；制度保障競爭，使創新得以複製與積累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他2016年出版的書《增長的文化：現代經濟的起源》。

而阿希翁與豪伊特則以數學模型描述了這個動態過程，他們的"創造性破壞模型"表明，新企業以創新替代舊企業，新技術取代舊技術。增長不是財富的線性積累，而是一連串的微觀毀滅與宏觀更新。也就是説，經濟增長的本質不是做得更多，而是替代舊的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閲讀阿希翁的這本《創造性破壞的力量：經濟劇變與國民財富》。

關於這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具體內容，可以直接閲讀諾貝爾獎官網：https://www.nobelprize.org/prizes/economic-sciences/2025/popular-information/，也可以閲讀各種公眾號文章，比如田軒的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，告訴了中國什麼？，吳曉波的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，解釋了為什麼要"反內卷"等，在此我就不再贅述了。

我在這篇文章裏想談談的，是這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對創業者的啓示。

一、增長的本質：敢於自我摧毀的理性

約瑟夫·熊彼特是"創造性破壞"理念的最早提出者，而本屆諾獎的理論則以現代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視角，進一步量化並闡釋了這一過程：新企業以創新替代舊企業，新技術取代舊技術。文明的進步不是建造更多，而是具備推翻舊有的勇氣。真正的創業精神，本質上就是這種敢於自我摧毀的理性。

大多數創業者以為自己是在"創造新事物"，但更有意義的創新，卻是努力讓舊秩序退出歷史舞台。真正的創新，意味着推翻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，甚至摧毀曾讓你驕傲的成果。這是一種殘酷的自我否定，卻是每一次文明躍遷的起點。回溯那些偉大的創新，我們發現特斯拉的意義不在於造了電動車，而是重構了車和能源的邊界，讓石油文明的舊邏輯開始崩塌；OpenAI的意義在於它重構了知識生產的經濟結構，讓人類與智能的分工方式徹底重寫；而蘋果推出iPhone時，則終結了諾基亞主導的工業範式，徹底改寫了人類與信息交互的方式。

這些偉大創新的共同點在於：在舊的框架尚未崩壞時，主動出手，親手拆解自己的護城河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創業不是一場建設性的遊戲，而是一種自我革命的實踐。它要求我們在成功的巔峯仍能懷疑自己，在穩定的秩序中仍敢於放棄確定性。正如尼采所言："人必須要自懷混沌以孕育一個舞蹈的星球。" 真正的創業者敢於讓舊的自己死去，才能迎來新世界的誕生。

二、創新的瓶頸：制度的惰性與進入的自由

然而，這種自我革命的勇氣很容易被外部環境所消耗。莫克爾在《財富的槓桿：技術創造力與經濟進步》中強調："技術進步首先需要社會對陌生與異端的寬容。" 這句話直擊創新與制度之間那道最深的鴻溝。歷史一次次證明，創新的瓶頸從來不在技術，而在制度；從來不在能不能做，而在允不允許做。

縱觀人類經濟史，每一次技術革命的成功，都依賴於一個容錯的制度環境。阿希翁和豪伊特在模型中反覆強調的核心邏輯是：增長的根本動力來自競爭，而競爭的前提是進入的自由。沒有進入的自由，就沒有破壞的可能；沒有破壞的可能，就不會有新的增長。在任何時代，創新的最大敵人都不是技術匱乏，而是制度惰性。當市場被行政審批、壟斷利益或封閉標準所包圍時，創新就像在石縫中生長的草，必須耗費巨大代價才能活下去。

對於創業者而言，如果外部制度環境無法支持創新，就必須在組織內部建立一個微制度：一個能局部抵禦外部僵化、鼓勵實驗和異端思想的生態。這樣的公司往往具備三個特徵：

• 權威可被質疑
• 思路可被驗證
• 失敗可被容忍

真正的制度創新，往往並非從國家層面開始，而是從小的組織內部開始萌芽。創新的根本前提是：被允許。

三、AI時代的挑戰：速度詛咒和動態效率

遺憾的是，在AI時代的加速浪潮中，這種制度的缺乏和創新的難度被進一步放大了。

AI時代的到來，讓創造性破壞的速度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指數級。技術更迭不再以十年為單位，而是以月、以周甚至以天計算。在這種加速度之中，速度本身成了風險，這就是AI時代的速度詛咒。創新頻率越快，企業的結構越脆弱，許多公司還沒來得及建立穩定的流程、文化與組織免疫系統，就被下一輪新技術所淘汰。

阿希翁指出創新依賴於"適度競爭"，而AI時代卻讓巨頭之間競爭過度、初創企業卻競爭不足這兩種極端同時出現。應對"速度詛咒"，核心在於理解和踐行"動態效率"。這種效率關注的不是單次最優的資源配置，而是在長期過程中，組織促進技術創新和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質量。真正的效率不在於跑得有多快，而在於持續的適應和重生。一個組織若能在競爭與破壞之間找到平衡，不斷吸收新知識、淘汰舊流程，它就能在加速的世界中生存下來。

四、穿越週期的三條路徑

結合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，對於創業者而言，穿越週期需要三條相互依存的成長路徑：知識、競爭和制度。

首先是知識路徑。創新從來不是靈光一現，而是系統化積累的結果。創業團隊要像科學家一樣思考，用模型、數據與假設驗證代替個人經驗與情緒判斷，讓知識的積累成為創新的源泉。

其次是競爭路徑。企業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身的路徑依賴。真正健康的創業公司，必須在基因中寫入自我破壞機制，寧可自己毀掉舊業務，也不要讓別人替你完成這件事。

最後是制度路徑。一個真正有活力的組織，必須允許異議存在，讓新人有機會挑戰舊邏輯，讓失敗成為學習的一部分。只有當組織的規則、激勵與文化共同形成正反饋，創新才能在系統中自然發生。

五、總結

創造性破壞聽起來光鮮耀眼，但它的背後藏着無數被淘汰的企業與個體。它要求我們不斷捨棄熟悉的工具、模型與安全感，逼迫我們在確定性與混沌之間，選擇後者。從哲學的角度看，這一過程與尼采的超人不謀而合："人成為自己，唯有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。" 對創業者而言，這種超越不是抽象的修煉，而是具體的現實行動。

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啓發我們，增長是一種制度的選擇。真正推動文明前進的，不是資本的積累，而是勇於破壞的創造力。在AI時代的加速世界裏，真正的勝者不是速度最快的人，而是能在持續學習、自我否定與制度演化中不斷重生的組織。創業者的命運，正是不斷在這種混沌中尋找秩序，在毀滅與創造的交替之間，讓新的世界誕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