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好好說話」：創業者對哈貝馬斯的紀念

3月14日，法蘭克福學派著名的常青樹尤爾根·哈貝馬斯在德國施塔恩貝格去世，享年96歲。前幾年我一直覺得這是一位還活著的大牛哲學家，不過時光飛逝，他終於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我在以前的文章裡多次提到過他，比如 堅守初心：何時該堅持，何時該變通？說創業公司怎麼在資本和制度的壓力下守住初心的時候，聯繫到了他的「系統殖民生活世界」理論：資本和效率的邏輯像殖民者一樣，侵入並取代公司內在的價值和文化。殖民者現在可以多加一條：人工智能。

大牛去世總是讓人有些唏噓，雖然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恰巧這幾天有位朋友專門來找我聊天。他正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想要回國組建家庭，還在思考接下去的職業發展如何選擇。這些問題顯然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。這個聊天的信息量還挺大，我向他推薦了幾本書，包括：丹尼爾·卡尼曼的《思考，快與慢》和《噪聲》、阿比吉特·班納吉的《貧窮的本質》、以及凱瑟琳·凱利·里爾登的《The Secret Handshake》。

看得出他還挺受用的，但是要真正做出抉擇還得靠他自己想清楚，還要不斷克服人性中的影響。他後來給我發了一條消息總結了好多條他的收穫，我覺得和哈貝馬斯關聯比較大的有這麼幾條：不要走捷徑；要自己定義標準；每個人心中都有執念；多擴展自己的認知。

今天這篇文章，我就想從一個創業者和投資人的角度，聊聊這幾條，順便紀念一下這位大牛的哲學家：尤爾根·哈貝馬斯。做了這麼多年技術和商業，我越來越覺得，很多創業中最難的問題，歸根到底都是溝通問題。哈貝馬斯恰好花了一輩子在研究這件事。

交往理性與話語倫理：為什麼「好好說話」值得一個創業者認真對待

哈貝馬斯有先天性唇顎裂，小時候做過兩次矯形手術。學界很多人覺得，就是因為他從小在溝通上就有障礙，所以對「人到底怎麼才能把話說明白」這件事特別敏感。一個說話帶鼻音的德國人，最後成了20世紀溝通理論的扛把子，這事本身就挺有意思。

他一輩子要表達的核心其實就一句話：人類的理性，不應該是計算，而更應該是達成共識。

他區分了兩種理性。一種叫工具理性（Zweckrationalität），就是追求效率、算最優解，一切都是手段。另一種叫交往理性（kommunikatives Handeln），不是為了辯贏對方，而是通過真誠對話達成共識。

工具理性說白了就是追求效率，找捷徑。創業圈子裡最常見的就是這個：「快速試錯」、「最小可行產品」以及「數據驅動決策」等等，這都是效率邏輯。AI則更是把這件事推到了極致：大模型幫你秒寫代碼，社交App幫你編撰最有效的回覆，招聘系統幫你篩人……效率確實遠超人類。但我那個朋友面對的問題：回不回國、跟誰在一起、往什麼方向走，沒有一個能靠捷徑搞定。創業中的很多關鍵決策也是這樣，合夥人之間的信任、團隊的文化認同、跟客戶之間的深度理解，都不是靠「快速試錯」能搞定的。這些事要跟自己慢慢想，跟重要的人慢慢聊，聊著聊著某個時刻突然清楚了，那才是真的。這就是哈貝馬斯說的交往理性，簡單地說，就是沒有捷徑通向真正的理解。

在交往理性的基礎上，哈貝馬斯還搞了一套「話語倫理」（Diskursethik）。意思是一個規範到底正不正當，不能靠某個權威說了算，也不能靠「傳統就是這樣」來背書，得讓所有受影響的人坐下來，在平等、真誠、不受脅迫的條件下充分討論，討論出來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，那才算數。聽起來很理想化，但它說的其實是一件很實際的事：規則要讓所有受影響的人參與制定，不然就算執行力很強，也缺乏真正的合法性。

這個邏輯放到管理上就更有意思了。我之前在 管理AI Agent：從管人到管Token的範式轉移。管理10個人的團隊，溝通路徑有45條（n*(n-1)/2），每多一個人，複雜度是指數級增長。管理人的核心挑戰是「對齊」：讓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盡可能一致。但管理AI Agent完全不一樣，不需要對齊意願，只要約束行為空間就行了，那是個工程問題，不是心理學問題。

哈貝馬斯大概不會喜歡「約束行為空間」這個思路。在他看來，「對齊意願」才是正道。你得通過對話讓大家形成真正的共識，不能繞過溝通直接去控制行為。但有意思的是，AI時代很多管理邏輯確實在往這個方向走：OKR越來越自動化，績效考核越來越算法化，甚至企業文化都有人想用數據來「優化」。話語倫理提醒我們：你可以用算法管Agent，但不能用管Agent的邏輯管人：人有主體性，主體性這東西不能被優化掉。不過現在看AI的趨勢逐漸變成了區分人和人的不同，少數人有主體性，有目的，大部分人只是工具而已。

我之前在 大模型和人類的理性，哪個更可靠？討論大模型和人類的理性問題，討論了計算理性和生命理性之間的緊張關係。哈貝馬斯的回答會是，這兩種都不夠。他認為真正可靠的理性有個前提條件：對話得平等，信息得透明，參與者要真誠。他叫「理想言說情境」（ideale Sprechsituation），就是沒有強制、沒有欺騙，能夠達到真正的共識。

其實這種說法很烏托邦，可能只存在於思想裡。在現實上的意義像我們用絕對零度來校準溫度計，不是真要把溫度降到那種程度，而是為人類樹立一個目標，通過這個目標來衡量當下的對話環境，不管是創業團隊內部的週會，還是投資人和創始人之間的談判，就知道我們離「好好說話」還有多遠了。

系統殖民生活世界：算法在替你定義什麼是成功

哈貝馬斯有個挺有名的理論叫「系統殖民生活世界」（Kolonisierung der Lebenswelt），我在 堅守初心：何時該堅持，何時該變通？引用過。

他把社會分了兩層。一層叫「系統」，就是市場和行政機構，靠錢和權力運轉。另一層叫「生活世界」，包括家庭、社區、文化傳統，靠理解和信任運轉。兩邊本來各管各的，但系統這個東西有擴張的本能，總想把手伸進生活世界的地盤，像殖民者一樣把你的價值觀也給優化了。

在AI時代，算法就是最高效的殖民者。它不光優化了生產效率，還在悄悄幫你定義標準：什麼叫好內容？點擊率說了算。什麼叫好工作？招聘算法幫你排。什麼樣的人值得認識？推薦系統替你選。什麼人生值得過？刷一圈朋友圈和小紅書，成功樣板一個接一個。我做內容的朋友們一般都有一個認識：自己仔細寫的文章或者視頻沒人看，而不知道怎麼搞的文章或者八卦就拿到了大量的流量，這種分裂讓所有的視頻創作者都很困惑。

很多人都有不同糾結的事情，說到底就是好幾套系統在搶他的定義權。領導說要為公司當奮鬥者，父母說要老婆孩子熱炕頭，社交媒體上同齡人又提供了一套參照系，每一套都在跟他說「你應該這樣」。哈貝馬斯的意思很明確：生活世界的事應該由對話來定義，不能讓系統替你決定。

我自己做投資這些年，見過太多創業者被系統定義了標準。投資人說「你的GMV不夠」，他就去刷GMV；行業報告說「賽道天花板太低」，他就急著轉賽道。很少有人停下來問一句：這些標準是誰定的？對我的業務真的適用嗎？哈貝馬斯的理論聽起來很學術，但其實在說一件特別實際的事：別讓外部系統替你定義什麼是成功。這在AI時代更重要，決定了你人生的意義。

我之前在 AI將會帶我們回到中世紀還是走向共產主義？裡寫過，未來普通人可能會沉溺在算法安排好的數字娛樂裡，過上某種「挺幸福」但也挺平庸的生活。用哈貝馬斯的話說，這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徹底殖民：人不再需要追問，不再需要跟任何人達成共識，因為算法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創業者如果不警惕這一點，做出來的產品很可能就在給這個趨勢添磚加瓦。

公共領域、執念與理性的邊界：一個創業者的哲學筆記

哈貝馬斯最出名的理論大概是「公共領域」（Öffentlichkeit）。18世紀歐洲的咖啡館和沙龍，是他心目中公共領域的原型。不同階層的人坐在一起，不管你是誰，論的是道理。信息公開，辯論對所有人開放，有權力不重要，有道理才重要。現代民主的種子就是在那種地方長出來的。

但這個東西正在瓦解。大眾傳媒時代，守門人從公民變成了編輯；算法時代，守門人又變成了推薦系統。我在 認識你自己：在回音室效應中保持自省裡寫過那個例子：同一個平台，我和我老同學的賬號推送的內容完全是反著來的。他看到的全是創業成功的熱血故事，我看到的全是公司倒閉的教訓合集。同一個世界，兩套敘事，兩個人都覺得自己看到了真相。

哈貝馬斯擔心的就是這個。算法把公共領域切碎了，每個人活在自己那個信息繭房裡，只聽到自己想聽的回聲。交往理性要靠不同聲音的碰撞才能活，碰撞沒了，理性也就跟著死了。在 AI會重塑我們的道德判斷嗎？裡我討論過，算法推送的默認選項會慢慢變成你的習慣，習慣再變成常識。哈貝馬斯管這個叫「系統性扭曲溝通」，不是哪個人在騙你，是整個信息環境在替你篩選、替你判斷、替你定義什麼值得關注。對創業者來說，如果你做的是內容或信息產品，這就不只是社會問題了，它直接關係到你的產品在消解公共領域還是在重建公共領域。

我朋友說「多擴展自己的認知」，這是最樸素的對抗方式。讀不同立場的書，跟不同背景的人聊天，去看看算法永遠不會推薦給你的東西。我那天給他推薦的幾本書裡，卡尼曼講的是決策心理學、班納吉講的是結構性不平等、里爾登講職場潛規則，這些跨領域的東西不會直接告訴他該不該回國，要回去找什麼樣的老婆，但這些書能夠把人的認知邊界往外推廣一些。哈貝馬斯的意思差不多也是這樣：你的認知邊界有多寬，你能進行的對話就能走多遠。

執念：每個人心中的魔

再說「每個人心中都有執念」。這條我想多聊幾句，因為它牽出了好幾個有意思的對照。

佛教裡講「執」（upādāna），就是攀緣、抓取。《心經》裡那句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，說的是執念是苦的根源，放下才能看清真相。禪宗更徹底，連語言文字本身都是執念，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。在佛教看來，執念就是灰塵，把本來清明的東西遮住了。

哈貝馬斯的看法幾乎是反過來的。他從伽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）那裡借了一個概念叫「前理解」（Vorverständnis）。伽達默爾在《真理與方法》裡說過，沒有前見就沒有理解，理解永遠是從你已有的東西出發的。每個人進入對話時都帶著自己那點經歷、傳統和偏見。這也是不同的人用AI出來結果不一樣的原因，技術上來說也是大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和Skills想要解決的問題。哈貝馬斯接受了這個觀點，但他加了個條件：你帶著偏見來可以，但你得願意在對話中被更好的理由修正。

佛教說放下執念，哈貝馬斯說帶著執念對話。一個向內，打破我執；一個向外，打開溝通。套路不同，但回應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：人怎麼才能不被自己困住？做創業的人最懂這個：你對自己的產品有執念，對市場判斷有執念，對「我一定要做成這件事」有執念。這些執念有時是動力，有時是障礙，關鍵不在於有沒有，而在於你能不能在對話中讓它接受檢驗。

但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處推一步。理性到底能不能幫你處理所有的執念？有些時候，分析做盡了，利弊列完了，你心裡還是有一個東西在那裡，不是「道理」能說服的。這時候怎麼辦？

2004年，哈貝馬斯和當時的樞機主教約瑟夫·拉辛格（後來的教宗本篤十六世）在慕尼黑搞了一場公開辯論。兩個人都是德國人，都是大知識分子，討論的問題很根本：世俗理性有沒有能力獨立支撐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？

拉辛格的回答是不能。他認為純粹的世俗理性缺乏自我限制的力量，最終會走向徹底的工具化：什麼都可以被算計，什麼都可以被優化，但「為什麼不應該做某些事」這個問題，世俗理性回答不了。他覺得需要宗教信仰來提供那個終極的不可以，也就是那個上帝，那個安拉，那個空。

哈貝馬斯的回應很有意思。他居然部分同意了。一個一輩子捍衛世俗理性的人，在七十多歲的時候承認，宗教傳統裡包含著某些「尚未被翻譯」的道德直覺，世俗社會不應該輕易把這些東西扔掉。但他堅持一點：這些宗教洞見必須被翻譯成公共理性能夠接受的語言，才能進入公共討論。你可以說亞伯拉罕對上帝的信仰是真實的，但你不能拿「上帝讓我這麼做」來終結一場公共辯論。

說到亞伯拉罕，這是猶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共同尊奉的「信仰之父」。《創世記》第22章記載了一個讓後世哲學家爭論了幾千年的故事：上帝命令亞伯拉罕把自己的獨生子以撒帶到摩利亞山上，作為燔祭獻給上帝。亞伯拉罕沒有討價還價，第二天一早就帶著兒子上路了。到了山上，綁好以撒，舉起刀，最後一刻天使叫住了他，說「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」。

這個故事為什麼讓人不安？因為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倫理框架下，殺自己的孩子都是不可接受的。話語倫理肯定不會允許這種事。你讓以撒也坐下來參與討論，看他同不同意？功利主義也不可能算出來殺兒子是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」。康德的絕對命令也過不去這一關。但亞伯拉罕做了。他憑藉的不是理性計算，而是一種超越倫理範疇的信仰。

雖然我一直覺得這個故事是上帝在PUA亞布拉罕，用恐懼把他訓練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，然後對上帝產生了信心的飛躍和絕對的義務。有些學過心理學，喜歡PUA的創業者也常喜歡玩這招。

不過拉辛格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：有些東西在理性之上，世俗理性永遠觸及不到。哈貝馬斯不會去否認亞伯拉罕的體驗是真實的，但他會說，這種體驗不能成為公共生活的規則基礎。你可以在私人的信仰世界裡面對這種選擇，但進入公共領域，你得用大家都能討論的語言來說話。

這場辯論還牽出一個更深的問題：如果公共領域都被算法瓦解了，話語倫理還能運轉嗎？哈貝馬斯要求所有相關方平等參與討論，但在算法切割的世界裡，「所有相關方」根本就湊不到一起了。每個人看到的事實都不一樣，共識的基礎就沒了。拉辛格大概會說，這就是為什麼純粹的世俗理性不夠用：你需要某種超越算法的價值錨點來凝聚人心。哈貝馬斯不會接受這個結論，但他會承認問題確實嚴重。

這是一個一輩子捍衛理性的人，到了晚年承認理性的局限。創業和投資中其實也經常碰到類似的時刻，所有數據都看完了，所有人都聊過了，利弊分析做了三遍，但最後推動你簽那份投資意向書或者拍板做那個產品的，往往不是某個Excel裡的數字，而是一種「我就是覺得這事該幹」的直覺。我朋友面對的人生選擇也是這樣。哈貝馬斯不否認這些力量的存在，他只是堅持：在你做出那個跳躍之前，請先好好說話。

再說回AI。大模型沒有執念，也沒有前理解，它吐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概率運算，不是一個有過經歷、有過傷痛的人在表達自己。所以它能模擬溝通，但做不了真正的對話。對話需要兩個帶著各自執念的人，承認彼此的執念，然後慢慢走向理解。連執念都沒有的東西，談什麼放下？連前理解都沒有，哪來的對話？更不用說信仰的飛躍了，那完全是主體性的事，算法連門都摸不到。

結尾

哈貝馬斯走了。

作為一個在技術和商業領域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的人，我紀念哈貝馬斯，不是因為他能幫我看懂財報或者判斷賽道，而是因為他回答了一個在創業和投資中反覆出現、但很少有人認真對待的問題：人跟人之間到底怎麼才能把話說明白？

他管現代性叫「未竟的方案」（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），就是說啟蒙承諾的那些東西：「理性、自由、平等」都還沒真正兌現，但值得繼續幹下去。創業也是未竟的方案。所有人面對的人生選擇也是，哪有什麼終極答案，只有不斷的對話。

這位96歲的老頭，最後一位歐洲人，在2025年面對特朗普衝擊的時候，還在《南德意志報》上發表了《歐洲必須推進一體化與自衛》，呼籲歐洲通過加強跨國民主、交往理性和制度創新，來贖回和維護民主和理性的啟蒙遺產。一個相信「好好說話」能改變世界的人，說到死都在說。

在算法替我們說話、替我們想、替我們下判斷的今天，「好好說話」早就不只是教養問題了。機器可以讓聲音更響，但說什麼、為誰說、說完了能不能認真聽對方講，這些事只有靠懼怕死亡，擁有慾望的碳基生物來做。

不要走捷徑。好好說話。